裴瑜想了想，接着补充说：“看来即便是特殊情况，也都有相应的处理指南，会说明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准备哪些材料。整个过程都是清晰明了的。”
龚伟泽表示同意：“没错，我当时看到相关说明时，上面每个步骤都写得很清楚。”
裴瑜继续说道：“另外，在这些发达国家，律师作为帮助公民维护合法权益的专业人士，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也更加有效。”
纪蔓蔓有些担心地问：“但是，律师费用会不会很贵？”
“确实会比较高，”裴瑜承认道，“如果普通民众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或者行政纠纷，完全可以选择花钱聘请专业律师来帮助处理。虽然律师费用可能需要‘大出血’……”
龚伟泽接话道：“但至少有这个选择，而且通常都能解决问题。”
“对，”裴瑜点头同意，“通常来说，专业律师凭借他们对法律条文的深入了解和丰富的实操经验，确实能够帮助当事人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纪蔓蔓好奇地问：“那如果连律师都解决不了呢？”
裴瑜很直接地回答：“要是连专业律师都表示无能为力、搞不定的事情，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件事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确实是没有解决办法的了。”
龚伟泽若有所思地说：“所以说，至少在那边，规则就是规则，平时按规则办事就行了。”
“是的，”裴瑜总结道，“这是制度化和法治化的体现。”
龚伟泽疑惑地说：“你是懂行的，说的这些和我在美利坚看到的实际情况差不多。既然这样，为什么你会觉得外国人也会搞‘关系’这一套呢？”
裴瑜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解释道：“这个嘛，关键要看你说的是哪种‘关系’了。在英语里有个专门的词叫‘working’，其实就是国外版本的'搞关系'。外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各种形式的‘working’活动了。”
“‘working’这个词我好像在哪里听过，”龚伟泽摸着下巴回忆道，“但具体是什么意思还真不太清楚。”